现代版唐三藏

18年前他是军工厂的年轻技术员；3年后砸了铁饭碗谋生上海，随后7年得遇贵人，从秘书到国企总经理；2004获同济大学化学硕士学位，旋即失业，而后创业；从国企改制到金融危机，福祸皆系于时事，他是这个时代经济局势变迁的亲历者，是技术创业者，是写词的文艺青年，他是王宇。

王宇自述

我是湖北襄樊人，那里是诸葛亮的故乡。我1994年毕业到湖北华东制药厂（当年叫265厂）做技术员。不安分，想考研，厂里因为我表现比较好，不同意。我争取几年，终于找机会停薪留职，1997年到上海。偶然的机会，化工部一位领导主持一个部属行业协会，我应聘做秘书。协会承担一个国家项目，和水溶性高分子有关。1998年项目在上海成立，我也是监管方，后来任代总经理，直到2004年。那一年大风气是国企改制，我们企业大股东中石化决定聚焦在主业，它一撤资，这家公司就进入了清算。

2005年是我命运的一个关键点。我总觉得在高分子领域，国际上的大企业不会把最好的技术、核心的东西拿到中国来，如果我们自己有技术，自己做这个事情也许会创造奇迹。由于这些思路和憧憬，我创业了。

我现在做的这个产品—水溶性高分子在国际上是新兴行业。当时我的老团队里面还有四五个老员工没找到工作，我们就一起创业。尽管企业很小，也没什么基础，但是我就想做中国的巴斯夫。我搭建进出口的框架，进出口那时候还没有放开，需要取得经营许可证，要取得海关认证，非常麻烦。我几年的积蓄全部花完了，最困难的时候账户只有2块钱。

到了2008年上半年，公司度过三年生存期，发展态势还不错，我们从零做到2000万元，净利有两三百万元，出口目的地国家有一二十个。从2005年到2008年我又举办三届国际学术交流会，把大的企业都请来了，包括巴斯夫。我也经常到国外讲学，讲学过程中把我们的产品、技术推荐给客户。

不料，金融危机来了，我们那时候客户群主要在欧美，企业生死存亡的时刻到了。2009年为了开拓市场，我连轴在澳洲和南美跑，六月份回来就病倒了，急性荨麻诊，连续两个星期高烧42度以上，长时间神智迷糊，三个月换了三个甲级医院，先东方医院，东方不行到仁济，仁济还不行，又半夜转到华山医院。中间还出车祸，内伤加外伤。医生提醒我的家人“随时可能心源猝死”。至于生意，当时已经崩溃，员工走了很多，公司负债率极高，订单近乎于零，反正上天是把我逼上绝境了。

一塌糊涂之后，病莫名其妙地好了，但我萌生退意，反复问自己：是不是适合创业？2009年年底稍微出现一丝转机，浦东政府党委几个领导来看望我，听到我的窘境，告诉我一定要去张江。到了张江，第二天就有浦发银行上门商量放贷的事，贷了100万元，帮我把周转期解决了。我们开始重生。

还有三个月公司又满第二个三年，这三年我们获得十几项专利，获得数项国家和上海市项目基金支持。2010年我们在临港新城开始建设自己的生产厂。

我理解其实当前欧债问题、美国次贷危机都是金融危机的延续，我们的客户很多都倒闭了，包括欧洲一个很重要的客户被美国企业收购了。2012年我们（预期）6000万的收入规模只能持平，这是件很危险的事，原因在于一方面自建厂房投入比较大，再就是进入国际主流市场需要申请医药资质，譬如GMP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）、DMF（药物主文件档案）等，这些资质一般都要上千万成本，没有资质只能按照化工原材料销售，不能按照医药原料销售，价格差很大。我们现在是不断投入，挣的钱全都投里面去了，艰难。

另外一个困难就是我们在做一些行业标准，这些一般是行业协会做的，没有选择我们只能挺身而出，包括到北京跑很多部委，工信部、国标委、商务部、财政部、科技部，这对我们一个企业来讲是吃不消的，但不跑不行。我有时候担心做先烈，也许将来这个市场的春天来了，可我们已经倒掉。我们和政府接触比较多，他们对我们的要求也比较多，有一次我在外地参加活动，当天晚上张江管委会打电话说有个领导要来参观，让我马上赶回来，我只能跑回去。精力有限，接待任务多了，放在企业运营方面的就少了，这也是一个小烦恼。